一个“物种歧视者”的自白

人类之所以为了吃饭、穿衣、取乐而压榨动物，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在智力、语言和自我知觉上较为高级，而高级动物的权利是大于低级动物的。对于这个观点，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在影片《物种歧视》（Speciesism: The Movie）中做了有力反驳。2013年9月，我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的首映。影院里坐满了动物权益者，当普林斯顿大学的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电影中出场，全场欢呼若狂。

辛格和德弗里斯在影片中指出，有些动物在心智水平上优于人类的某些成员，比如婴儿、昏迷者以及严重智障的人，他们的心智就比不上一些动物。因此，“人类道德优越论”是站不住脚的。德弗里斯告诉我说：“认为其他动物的利益不如人类的利益重要，这可能只是一个偏见。这和针对某些人群的偏见，比如种族歧视，是相似的，我把它称为‘物种歧视’（speciesism）。”

我大概就算是个物种歧视者吧。我觉得长条肉块的滋味美妙无比，我也享受穿戴皮革的感觉，还顶喜欢那个农夫用两块砖头给马“去势”的笑话：“觉得疼吗？”“把你的拇指挪开就不疼了。”当我听到动物权益者把动物的遭遇比作“大屠杀”时，我会觉得不快。这个比喻是历史学家查尔斯·帕特森（Charles Patterson）在2002年的著作《永恒的特雷布林卡》（Eternal Treblinka）中提出的，德弗里斯又在电影中做了形象的呈现：他把工业化农场的建筑和奥斯威辛的营房相比较，暗示两者殊途同归。

这个比喻的漏洞在于，两种施害者的动机并不相同。我本人也写过关于大屠杀的书（参见《否认历史》，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我认为就道德而言，农民和纳粹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便是追求盈利的工业化农场，在邪恶程度上比艾希曼和希姆莱之流还是逊色了许多。工业化农场里可没有写着“劳动带来自由”的标语（这是曾经出现在纳粹集中营大门上的口号）。

不过，我也无法彻底驳倒那些把工业化农场和集中营相提并论的人。1978年，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读书，在一间实验心理学动物实验室里做事时，我的工作是把实验中尚未死去的老鼠处理掉。指导我的教授让我用氯仿将它们安乐死，可是我犹豫了。我想把它们带到附近的山丘上放生，在我心里，被天敌杀死或饿死总比毒死要好。然而，释放实验动物是违法的。我最终处决了它们，用毒气。这是我做过的事情当中极为可怕的一件。 

现在，光是写下这段经历就已经令我伤感，但和某个网站上贴出的一段视频相比，我的经历又不算什么了。那段视频取了一个恰当的标题，叫“最凄惨的屠宰场录像”，里面拍摄的是一只排队等死的公牛。它听见了前面的同类被杀的声音，于是退缩到金属斜槽的后壁，转过身来想要逃命。它看起来很害怕。一个工人向它伸出了电牛棒。它拖着步子奔向身后的墙壁，后腿最后一次想要挣脱机关。接着扑通一声，它倒在地上，死了。在这一小段的描述里，是我故意把人类的情绪赋予了一头牲畜吗？也许吧。可是，当与美国农业部一位调查废弃物臭味的便衣巡视员聊起牛时，一个肉联厂的工人是这么说的：“它们害怕，它们不想死。”

哺乳动物都是有知觉的生灵，都想存活，都害怕死亡。进化赐予了我们同样的求生和繁衍的本能。进化生物学已经指出了我们的传承谱系，因此，我们的道德关切不仅要包含所有人类，也要及于人类以外一切有知觉的生物。

（撰文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译 红猪）

本文来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2014年第1期（微信ID：huanqiuke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