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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天赋”真的存在吗?首先请定义种族

时间: 2020年12月07日 | 作者: 戈登·奥尔波特 | 来源: 科研圈
当谈论种族歧视,或开玩笑说“种族天赋”的时候,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在生物学上,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实际上,许多人类学研究指出,如今大多数人都是人种意义上的混血儿,大多数被归因于种族的人类特征实际上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而产生的。


虽然人种这个概念受到了严重的滥用和夸大,但人种之间的确存在确实的差异。然而,我们的科学研究还远没有达到能够精确地告诉我们这些差异的程度。调查和解读的困难都十分巨大。前面我们提到,心理测试是无法解决辨别人种遗传特质的问题的,除非社会和经济机会实现平等;人们克服语言差异、放弃种族隔离、教育水平相等、关系良好;人们对在测试中表现出色怀有同等强烈的动机,并且都能克服对测试者的恐惧,其他的条件变量也都变为常量。因此,目前针对这方面的心理测试价值不大。


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实验。如果我们可以从蒙古人种中(从纯蒙古种族血统的父母那里)将几名(比方说十名)新生儿放在恒温箱里带到美国,并将他们分派到十个正常的美国家庭中,得到尽可能与美国白人儿童一致的养育,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到有关人种差异的有价值的结论。或者让十名来自挪威的纯种“北欧婴儿”在出生时就与十名血统纯正的“非洲婴儿”进行交换。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实验设计,直到几个主要人种都互相暴露在彼此的种族环境中。最后,对他们进行心理测量,以确定是否他们身上仍然遗留有显著的种族特质,被交换的个体的心智能力是否高于或低于其同龄人的平均值。诚然,这个实验并不完美,因为光是异族的外表就预示着这些被收养的孩子永远不会与周围的本土孩子得到相同的待遇。但是,尽管不完美,这样的研究也会揭露比现在我们所知的更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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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exels


在我们确定存在怎样的人种差异之前,必须对人种的数量与身份达成一致。不幸的是,人类学家对此持有形形色色的不同观点。他们将人种分为两个到二百个不等。通常至少有三个人种会被提到: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黑人。库恩(Coon),加恩(Garn)和博塞尔(Birdsell)更愿意将这三个人种称为“基本人种”,并将其视为因为气候条件形成的群组。蒙古人种的体质适合生活在极度寒冷的地区,黑人的体质适应极度炎热的天气,而高加索人的体质对两种极端气候都不适应。


这些人类学家还在人种列表中添加了三个非常古老、各具特色的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美洲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接下来又进一步推测,基于区域分离,总共大约存在 30 个“人种”,他们的外形都具备不同的明显特征。他们据此定义,又在列表中增添了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印度人、北美黑人、南非黑人、北方汉人、印尼蒙古人、拉迪诺人(具有拉丁美洲人体格的亚型)。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样细致的人种分类中,也不存在犹太人这个单项。犹太人几乎存在于所有种族类别中。


林顿(Linton)更喜欢称血统的分支为“类型”而非“人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将高加索血统细分为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等,这都完全取决于所需的精度。林顿还提出了第三个遗传分类,一种比起其他分类更为纯粹的方法。经由此类方法分出的人类品种 “是一个同质的人类群体。通常很小,他们的成员彼此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在临近的过去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针对人类品种的研究比起血统或类型的研究要少得多。在针对人类品种的研究中,对血缘单纯性的要求可能仅在世界上某些与外界隔绝的地区才得以实现,例如某个爱斯基摩人部落。


现在,人类学家主要按照体貌特征区分人类的血统、类型、种族和品种,例如肤色、头发质地、胫骨平坦程度等。实际上,人类学家从未声称存在内在于“种族”中的气质、心理特征或是道德特性,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这些。


在针对美国男性大学生的一项研究中,人类学家经过仔细的测量,将学生们分为下列几种“类型”: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凯尔特人、第拿里人。随后,人类学家们借助大量的评估量表来测试这些学生的能力和性格特征。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是不显著的。不同“类型”群体的能力与性格都处于同一范围。即使是少数异常值也可以通过统计差异解释,既不一贯又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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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exels


人类学家没有获得任何结论性的证据,以支持白种人比其他任何人种“进化得更完全”这一观点。如果颅脑容量是“脑力”的指征的话(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一些群体的颅脑容量平均值是超过白人的,例如日本人、波利尼西亚人,甚至尼安德特人。虽然乍一看,黑人和猿的面部特征可能看起来相似,然而实际上,白人的薄唇和茂盛的体毛要比黑人与猿类更为相近。而在大多数猴子的毛发之下,它们的皮肤是白色的。即使是大型猿类的肤色,也比黑人的肤色更浅,更接近于白种人。


一些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对新生婴儿做比较研究,以排除环境和文化的干扰,解决人类中所存在的天生的“种族”差异问题 。帕萨马尼克(Pasamanick)使用耶鲁发育时间表(Yale  Development Schedule)在纽黑文市对五十名黑人婴儿和五十名白人婴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项研究中,纽黑文市的黑人婴儿在行为发展上的平均水平与白人婴儿的平均水平完全一致”。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些显著差异的话,那么黑人婴儿在总的运动行为中比白人婴儿表现得要更好一些(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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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稍大一些的学龄前儿童的研究中,其他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语言发展方面,居住在隔离区内的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发展更迟缓,而不同族裔杂居区里的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的语言发展程度几乎相同。同一研究还表明,基于画人测试(Goodenough  Draw-a- Man Test)的结果,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的智力水平是相当的。显然,在非语言智力方面,不同人种的学龄前儿童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差异,但早期的语言能力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隔离区内儿童的父母可能是受教育水平偏低的黑人,或者他们可能缺乏社交自由,因此不能灵活全面地发展语言能力。


在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混合入学的托儿所,古德曼(Goodman)发现,黑人儿童一般要比白人儿童更为活泼好动。她还发现,黑人儿童在这个年纪,已经表现出比白人儿童更强的种族意识了。他们为自己所模糊地意识到的种种障碍困扰。虽然他们还太年幼,无法理解这些困扰的本质,然而这种模糊的不利感已经导致一些黑人儿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自我防御、对外界过度反应和紧张。


显然,黑人儿童不可能是生来冷漠、散漫或懒惰的。如果年长的黑人显著地比白人更为冷漠,那必然也不是因为种族所导致的先天缺陷。更有可能的是,黑人的健康状况更差、精神状态更颓丧,或正在以一种疏离的姿态对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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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将人种与种族特质混为一谈时,他们混淆的是自然所赋予的特性和在后天学习中获得的东西。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这一概念的混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夸大了人类特征的固有性。遗传是可以被逐渐改变的。而至少在理论上,学习能够使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彻底的改变。


在种族研究方面,人类学取得的最明确的结论有二。

(1)除了在地球上的偏远地区,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纯净的血统;大多数人都是(人种意义上的)混血,所以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大。


(2)大多数被归因于种族的人类特征实际上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因此这些差异应被视为民族,而非种族之间的差异。


即使有着单一祖先的黑人也是一个属于许多不同民族的人种。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血统和人种相同,但明显属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而另一方面,不同人种的人群可以属于同一民族(瑞士)。不同的民族可能属于同一个国家(美国)。


一个民族的特质总是被习得的,我们通常在童年时期就能够习得这些民族特质,它们就此终生牢牢扎根在我们的心中(例如,一个人的母语口音会体现在其日后对其他的语言的学习中)。这些特质的传承者几乎是无意识地将其教给他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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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受弗洛伊德影响的那些)已经发展出了“基本人格结构”的理论体系,用以解释族裔之间的差异。这一体系着重强调了幼童学习如何满足生活基本要求的方式。如果一个婴儿在襁褓中被束缚得很厉害,那他的心理习惯可能会永久地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如果像某些东方人那样,我们对孩子的如厕训练过度看重,那这个孩子可能会成长为一个极为严苛、禁欲而残酷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母亲嘲笑,并被拿来与他的弟弟妹妹比较,就像巴勒斯坦人的文化所倡导的那样,他可能会发展出高度的“沮丧容忍”,并且学会从不表现自己的愤怒或真实的感受。虽然英国和美国社会中,民族方面的相似度很高,但是有一个不同点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们认为美国人总是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而相比之下,英国人则以沉默寡言和低调而闻名。根据基本人格理论,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可能要被追溯到儿童时期。美国儿童常被鼓励畅所欲言,他们常常因为取得的成就而被表扬,得到父母的奖赏;而英国家庭教育则压抑孩子的自我表现欲,强调小孩子“只能被看见,不能被听见”这条规矩,并且英国父母会奖励孩子的低调而非夸耀言论。


人们认为“基本人格”是一个民族群体中普遍实行的育儿模式所造成的普遍特性。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概念的价值。但这一概念高估了给定群体中该模式的普遍性,过分强调了这样的育儿模式对孩子一生的影响。许多种族特征实际上都是惊人地灵活可变的。一个人能够在出国旅行的过程中快速地入乡随俗。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就不同民族的手势对个人性格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观察:


埃夫隆(Efron)研究了纽约市内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发现,当这些群体的成员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本民族聚居区内时,他们说话时的手臂运动幅度显示出显著的一致性。然而,同一群体的成员,一旦搬离聚居区域,与其他美国人混杂地居住在一起时,他们会丧失之前的手势习惯,并开始像其他美国人一样耸肩。


无论民族特性是一成不变的还是灵活可变的,民族之间习俗和价值观的区别往往会非常微妙,以至于无法用量化的形式进行研究。


美国的社会工作者经常遭遇不同民族价值观的挑战。例如,对于希腊客户来说,philotimo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个关涉个人品格的概念,使希腊人拒绝向外族人求助。生活在新墨西哥西班牙语区的民族更倾向于考虑当下的享受,而非为未来着想。墨西哥西南部的年轻人在完成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后,往往会选择放弃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对他们来讲,“为未来做准备”所带来的价值似乎是相对较小的。有的民族不倡导奖励表现良好的孩子。对这些民族,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和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来说,这样的奖励行为是一种贿赂。做一个好孩子是因为本来就应该如此,美德的奖赏就是美德本身。


本文节选自《偏见的本质》。


作者:[美]戈登·奥尔波特

译者:凌晨

出版:后浪|九州出版社


本书深入洞察了人类经验复杂性的核心话题“偏见与歧视”,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当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人格心理学之父戈登·奥尔波特里程碑式的著作。


奥尔波特以雄辩的论述和大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数据证明了,偏见要比人们想象得普遍很多;它是人类认知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必然产物,而想要解决偏见造成的问题,就需要探究和改变其深层根源。


作者简介: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概念的提出者,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4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