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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评论]Science Review

拆除“生物炸弹”

时间: 2016年10月09日 | 来源: 环球科学(huanqiukexue.com)

专栏作者简介

撰文 马克·利普斯奇(Marc Lipsitch) 翻译 薄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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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美国白宫宣布中止对各项所谓的功能获得性实验提供经费支持,这些实验会增强流行性感冒病毒或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与致病性,后者中就有引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元凶。

    这一决定公布后,美国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审议流程”;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一个由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率领的委员会,必须就是否继续为此类实验提供经费支持之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

    这项中止令可谓是姗姗来迟。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在去年夏季发生的不幸事故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完善的设施,也难免出现意外。这类实验室研究的多数病原体传染性并不是很强,因此要承担风险的一般只有实验现场的工作人员。而功能获得性实验,尤其是那些与流感病毒相关的实验,就是另一回事了。

    至少从2005年开始,科研人员就已经在有目的地制造各种流感病毒,这些病毒不但具有很强的致病性(感染者的死亡率达数个百分点或更高),而且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那些最为危险的实验中,还用到了人类免疫系统无法辨识的病毒;无论是人类本身的防御机制,还是已开发出的疫苗,都无法保护我们免遭这类病毒的侵害。这类病毒被称作潜在瘟疫病原体(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简称PPP),因为任何一次导致它们泄漏的事故,都可能造成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如果我们想要战胜那些危险的病原体,就必须研究它们。从科学家和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少数人在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时,有较低的概率意外感染甚至因此丧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些涉及PPP的实验,却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赌注——这些实验会把全世界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重大灾难(比如意外导致的瘟疫)的发生概率很难预测,但初步研究认为,从事高传染性、高致病性的流感病毒研究的实验室,每年导致这种危机的概率为0.01%~0.1%。这类瘟疫能够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过去,我们从未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接受此类科学实验带来的风险。如今,在考虑进行这类研究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格外有说服力的理由。

    PPP实验的支持者辩称,在实验室内研究高传染性、高致病性的流感病毒,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野生病毒株时有更充分的准备——比如研发相应的“瘟疫预防”(prepandemic)疫苗。这种观念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无法根据一种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预测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或致病性,而且我们对野生流感病毒株的监测也十分有限。一种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发生变化后所带来的影响,也取决于这种病毒基因组的其余部分,而我们对于其中具体机制的认识才刚刚起步。我们现有的瘟疫风险预测方法大部分都未经检验,迄今为止也从未有一种办法能在某场瘟疫发生前,成功地识别出相应的危险病毒株。

    早在十年前,科研人员就开始讨论PPP实验的隐患,但这场讨论很快就停止了;自那以后,PPP研究便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美国政府此次中止相关经费支持,至少给了我们一个重启讨论的机会。美国并不是唯一出资支持此类研究的国家,但它是其中的主力,而其他国家也会密切关注美国的举动。

    参与白宫此次审议过程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谨慎权衡PPP实验的风险和益处。他们所要做出的决定,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研究这些病原体,要么忽略它们,而是要决定是否在一系列的科研、技术开发和监测活动中保留PPP研究,抑或排除这种研究,留出相应资源用于其他课题。

    制造高传染性、高致病性的新型流感病毒风险极大,为公共卫生带来的益处却极小,此类研究应当被叫停。经费支持被中断的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实验,其中包括那些对MERS和SARS病毒进行改造,令其可以感染实验动物的研究。这类实验或许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对于此类研究,在继续进一步的实验之前,仍需进行客观、可信、中立且可量化的风险与收益分析。